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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三礼学通史（全三卷）

主编：丁鼎    副主编：邓声国

编 者：丁鼎、邓声国、郭善兵、张帅、潘斌、林素英、夏微、马金亮

出 版 ：人民出版社2020年12月

　　内容简介

　　“礼”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教育家、思想家孔子所创立的儒家思想体系的核心价值观念，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三礼”——《周礼》《仪礼》和《礼记》是记载我国古“礼”的三部极其重要的儒家典籍，是中国古代礼文化的主要载体，是我国古代国家政治活动及民众社会生活的经典依据，是先人留传给我们的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以《周礼》《仪礼》《礼记》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三礼”之学，是中国传统礼文化的理论形态，也是中国传统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可是我国学术界关于“三礼学”通代学术史的研究，一直处于空白、阙如状态。与其他儒家经典的学术史研究相比，有关“三礼学术史”的研究无论在深度方面还是在广度方面都有很大差距。目前，学界围绕《诗经》《尚书》《周易》《春秋》《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都出版了有关学术史的通史着作，而关于“三礼”，迄今只有几部断代学术史着作，尚无一部有关“三礼学术史”的通史专着。有鉴于此，丁鼎教授、邓声国教授、郭善兵副教授、张帅副教授、潘斌教授、林素英教授和夏微讲师、马金亮讲师协同攻关，经过十余年的辛苦努力，终于合作完成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三礼学通史》（三卷112.5万字），并作为国家出版基金项目由人民出版社于 2020年 12月出版。本书的出版问世填补了“三礼学”通史研究的空白，具有学术拓荒的重要意义。

　　本课题综合运用哲学、社会学、历史学、考古学和文献学等领域的研究成果，从学术史和思想史的角度对“三礼学术史”进行了全面、深入、系统的考察、清理和总结，撰写出一部通贯古今的《三礼学通史》。本书将“三礼学术史”置于历代社会文化和思想文化史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和研究，对中国“三礼学”从先秦至今的学术发展史进行了一次系统的梳理和总结，不仅分析论述了各个朝代代表性礼学家的治学特点和学术成就，而且还对他们的学术着述进行了较细致的考察和探析。同时，本书还探讨了不同时代“三礼学”与社会思潮、政治制度之间的相互影响，揭示了“三礼学”在中国历史上发展演变的基本规律。

　　本书对“三礼学术史”的钩稽和探索可谓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做到了宏观微观并重，考据义理兼善，确实是一部成功的学术史专着。本书的编纂出版不仅对传统礼学的现代阐释具有开拓性的学术价值，而且对我国古代社会史和思想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该书不仅可以作为一般读者深入研习三礼学、准确理解儒家礼乐文化的津梁，而且对于我们树立民族文化自信、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具有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

　　主编简介

　　丁鼎，本名程奇立，山东莱西人，历史学博士，山东师范大学教授，中国孔子研究院"尼山学者"特聘研究员。着有《礼学管蠢集》《三礼学通史》《三礼真精神》《《仪礼．丧服》考论》《孔子与六经》等学术着作11部。

序

虞万里

　　礼之起也，源於祀，源於俗，源於人之欲，抑源於物之易？论者莫衷一是者久矣。许慎谓“礼者，履也，所以事神致福”，（《説文》）取诸形符之“示”，深得造字之本矣。礼必体履以见，康成云：“礼者，体也，履也。统之於心曰礼，践而行之曰履。”（《左传·昭公二十五年》疏引）其见之於体履者，若荀卿云：“礼者，以财物爲用，以贵贱爲文，以多少爲异，以隆杀爲要。文理繁，情用省，是礼之隆也。文理省，情用繁，是礼之杀也。文理情用相爲内外表里，并行而杂，是礼之中流也。”（《荀子·礼论》）虽然，礼之义大矣哉！啓自萌心发念，修身立世，处事接物；推及孝敬父母，敦穆家庭，信义朋友，和顺社会；进至治国御民，信及豚鱼，德及禽兽，可谓无乎不在，无所不包。盖“礼者，人道之极也。然而不法礼，不足礼，谓之无方之民；法礼，足礼，谓之有方之士”。（《荀子·礼论》）礼家百方譬喻，言之详矣。兹请略述其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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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者，以心统摄肢体思维，心爲礼之本原，外发爲仪貌。所谓“礼是仪之心，仪是礼之貎。本其心谓之礼，察其貎谓之仪”也。（《左传·昭公二十五年》疏）礼以德义爲内心之基，盖“礼者，德之文也”，（《人物志·八观》）“义之文也”。（《韩非子·解老》）内心具足德义，焕发而爲仪态、爲精神，韩非所谓“外节之所以谕内也”。（《解老》）以礼外节之精神仪态爲何？厥唯曰敬！子墨子云：“礼，敬也。”（《墨子·经上》）《曲礼》曰：“毋不敬，俨若思，安定辞。”《韩诗外传》云：“爱由情出谓之仁，节爱理宜谓之义，致爱恭谨谓之礼。”孔冲远更云：“礼者，谦卑恭谨，行归於敬。”（《左传·僖公二十七年》疏）是皆谓内心有礼，外发於神情即庄敬恭谨。人若不以德充其内，则庄敬不发乎外，恭谨不显於仪，是必无礼，无礼则多有放心驰情、淫逸奢侈、越闲犯奸者矣。孟坚不云乎：“治身者斯须忘礼，则暴嫚入之矣。”（《汉书·礼乐志》）唯礼可以节制人慾，“所以缀淫也”，（《乐记》）“所以防淫佚节其奢靡”，（《白虎通·礼乐》）使其“不犯者也”。（《鶡冠子·学问》）盖“礼者，禁於将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也。（《大戴礼记·礼察》）由此知“礼，所以制中也”，（《礼记·仲尼燕居》）“所以正身也”。（《荀子·修身》）制中正身，乃吾人处世之本。夫子曰：“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论语·泰伯》）礼既爲立身之极则，是知“礼者，人之干也”，（《左传·昭公七年》）“君子义以爲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论语·卫灵公》）曷可爲人而不以礼乎？“君子博学於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论语·雍也》）

　　敬祖祭宗，非礼不成，“天不生，地不养，君子不以爲礼，鬼神不飨”也，（《礼记·礼器》）故先祖者，礼之本也，可不敬不礼乎？婚姻者，家庭之始也。“昏姻之礼废，则夫妇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大戴礼·礼察》）夫妇相敬即爲礼。夫妇者，家之本；家庭者，国之基也。孔冲远云，“欲爲国家之政，先行於礼，礼谓夫妇之道”是也。（《礼记·哀公问》疏）爲人子者，“父母爱之，喜而不忘；父母恶之，惧而无怨；父母有过，谏而不逆；父母既殁，以哀祀之加之，如此谓礼终矣”。（《曾子大孝》）“君子之孝也，忠爱以敬，反是乱也。尽力而有礼，庄敬而安之，微谏不倦，听从而不怠，欢欣忠信，咎故不生，可谓孝矣。尽力无礼，则小人也，致敬而不忠，则不入也。是故礼以将其力，敬以入其忠”。（《大戴礼记·曾子立孝》）家庭之间，焉可不以曾子之言箴之戒之哉！

　　立身行事，处世接物，以礼爲本。“夫行也者，行礼之谓也”。（《大戴礼记·曾子制言》）无论富贵贫贱，一以礼行，盖“富贵而知好礼，则不骄不淫；贫贱而知好礼，则志不慑”也。（《礼记·曲礼上》）人我往来，宾主詶答，不以礼，则无以交往，盖“礼是交接会通之道”，（李鼎祚《周易集解》引何妥説）“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不知礼无以立”也。（《论语·尧曰》）往来詶答，遇“贵者敬焉，老者孝焉，长者悌焉，幼者慈焉，贱者惠焉”，（《大戴礼记·曾子制言》）是礼也。夷吾云：“登降揖让，贵贱有等，亲疏有体，谓之礼。”（《管子·心术上》）礼，“亲疏贵贱相接之体也”；（朱熹《中庸章句》）礼，“自卑而尊人”，（《礼记·曲礼》）“自後而先人”。（《汉上易传》）唯其交接会通能敬、孝、悌、慈、惠，能等贵贱、体亲疏，能自卑尊人，自後先人，是以和谐生焉。故云：“礼之以和爲贵”，（《礼记·儒行》）“礼之用和爲贵”。（《论语·学而》）虽然，行礼於亲疏贵贱、尊卑先後之际，仍当自尊，所谓“礼不妄説人，不辞费”也；（《礼记·曲礼上》）仍当自重，所谓“礼不踰节，不侵侮，不好狎”也。（《礼记·曲礼上》）

　　推而至於治国御民，犹当以礼爲主，以法爲辅。“以礼义治之者积礼义，以刑罚治之者积刑罚；刑罚积而民怨倍，礼义积而民和亲”。（《大戴礼记·礼察》）“礼者，所以辨尊卑，别等级，使上不逼下，下不僭上”。（《礼记·曲礼》疏）礼与法虽相辅相成，而法当以礼爲节制。盖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荀子·劝学》）君子“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勉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爲政》）是“安上治民莫善於礼，移风易俗莫善於乐”也。（《白虎通·礼乐》）国治之象，君臣万民各安其位，各乐其事。君子曰：“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左传·隐公十一年》）散化六典，观照万事，无不以礼爲节度：“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涖官行灋，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礼记·曲礼》），即民有丰歉不均者，亦当以礼“盛不足”而“节有余”。（《白虎通·礼乐》）故康成云“礼者，序尊卑之制，崇敬让之节也”。（《六艺论》）序尊卑，崇敬让，则社会安，万民和，故云“礼，所以谐和”也。（《周礼·天官·太宰》疏）民有侈其性张其欲僞其情者，则以五礼爲之防，以礼“所以节正民之侈僞也，使其行得中”也。（郑玄《周礼·大司徒》注）“爲政在人，政由礼也”，（郑玄《礼记·中庸注》）“爲政以德”，（《论语·爲政》）“爲政以礼”，（《诗·卫风·芄兰序》）故礼者，是“国之纪也”、（《国语·晋语四》）“国之干也”；（《左传·僖公十一年》）是“政之本”也、（《大戴礼记·哀公问孔子》）“政之舆也”、（《左传·襄公二十一年》）“政之挽也”。（《荀子·礼论》）《左传》云“礼，王之大经也”，（《昭公十五年》）“礼，所以守其国，行其政令，无失其民者也”，（《昭公五年》）“所以整民也”，（《庄公二十三年》）亦“所以御民也”、（《说苑·修文》）“所以恤下也”，亦“所以固国家，定社稷，使君无失其民者也”。（以上《新书·礼》）“爲国者一朝失礼，则荒乱及之矣”，（《汉书·礼乐志》）其不偾者未之有也。

　　是以七十子传夫子礼説爲《礼三本》《礼察》，荀卿撰《礼论》，太史公着《礼书》，後之史书因之，殆欲以礼观治乱兴废也。夫“以旧礼爲无用而去之者，必有乱患”，（《大戴礼记·礼察》）是“礼者，所以兴福祥之本，而止祸乱之源也。人能枉欲从礼者，则福归之；顺情废礼者，则祸归之：推祸福之所应，知兴废之所由来也”。（《後汉书·荀爽传》）

　　由是言之，凡夫六合之内，皆当以礼序之，以“礼之大体，体天地，法四时，则阴阳，顺人情”也，（《礼记·丧服四制》）故“天地位，日月明，四时序，阴阳和，风雨节，群品滋茂，万物宰制，君臣朝廷尊卑贵贱有序，咸谓之礼”也。（张守节《史记·礼书正义》）天地，生之本；先祖，类之本；君师，治之本。“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宗事先祖而宠君师，是礼之三本也”。（《大戴礼记·礼三本》）

　　夫礼之义所以充塞宇内而可行之永恒者，以其缘人情而设也。“礼者，理也”，（《礼记·仲尼燕居》）“理之不可易者也”。（《礼记·乐记》）理之不可易，则情之不能已，情之不能已，则人之不可离也。其义亘古今充东西而不能废，行天地运日月而不可无，唯人类永存，则礼亦当永存！猗欤伟哉，“礼者，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左传·昭公二十五年》）

　　然则礼又非一成而不变，刻舟而求剑者，其犹须适时应势，因革改易。《曲礼》云“礼从宜”，康成曰：“事不可常也。”夫子深於礼，笃於行，依礼循礼，説礼传礼，然每临事制宜，与时偕行，孟子所以许爲“圣之时”者也。孔冲远云：“其所践履，当识时要，故礼所以顺时事也。”（《左传·成公十六年》疏）其谁曰不然哉？放眼古今，历数兴废，“任己而不师古，秦氏以之致亡；师古而不适用，王莽所以身灭”。（《宋书·礼制一》）古往今来，墨守故常，其不殆者未之有也。

　　知礼之义盈溢於天地宇宙之内，知礼之仪弥贯於日用伦常之间，而後可悟“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待其人而後行”之礼“优优大哉”！（《礼记·中庸》）夫礼仪三百者，《周官》也；威仪三千者，《仪礼》也。《仪礼》之礼与仪，溯自姬周，握钤公旦，百官述之演之；损益夏商，两周施之行之。逮及王官失守，夫子独任其重，传其礼更説其义，七十子後学书诸绅，礼之仪及义幸未坠失。汉兴，高堂生说解士礼，萧奋、孟卿继之；后苍曲台着记，大小戴及闻人、庆普传之，礼学之辉光由是日新日隆。德、圣传礼，兼采古记，以辅讲疏，七十子传记幸未坠失。其後充、褒作传，融、植表揭，蔚成《礼记》之学。子骏校书，抉发《周官》；子春承教，张大其学。中经郑、贾父子推衍阐发，不绝如缕。及康成遍注三经，并撰目录，三礼之名由是奠定。

　　三姓鼎立，以啓郑王之争；异同合评，衍及两晋更替。方是时也，南北对峙，礼成正统之帜；华夷杂糅，礼爲融和之剂。品秩铨叙，等级差次，政权之稳固，社会之安定，皆一系於礼。是故朝廷重三礼之教，民间有学馆之设，朝野相应，礼学勃兴。学者趁势纂礼例，勾书法，释名物，解语词，树新説，标独见。若《丧服》一篇，正例特例，问答辩难，尤爲激烈。若辨南北异同，南朝恒自立新义，北朝多笃守郑注。既承汉宣章句之分析，复融佛学科判之程式，登台宣讲，退室疏记，义疏正义之体因以成焉。若时之雷次宗、庾蔚之、何胤、贺瑒、皇侃、刘芳、崔灵恩、熊安生者，皆礼学翘楚，播当时之声誉，遗後世之学说。

　　六朝分裂三百年，江南、河北之本，文字每多歧出，异说更呈纷纭。隋唐收拾金瓯，安息域内，纲纪重振，政教并宣，网罗英杰，取径经典，面对文字纷乱、义疏异说之本，自所不容。逮孔贾疏出，维护郑説，一反南朝领新标异之风，渐成李唐经説一统之学。天水一朝，学者多耽玩古物，因嗜古而求实，因求实而疑经，因疑经而校文，因校文而序次章节，是以《考工》之已亡未亡，《周官》之是旦非旦，《大学》之经前传後，徵文考献，齗齗以求，兼以版刻之兴，引发校勘之学。唯朱文公《仪礼经传通解》一书，序次经文，包容注疏，最得孔门师弟问答之微旨，已启秦氏通考五礼之钤键。元明步赵宋余绪，或从或违，推波助澜。而吴澄移易《礼记》，重加编纂，师曾继之，别开生面。

　　有清熔十七朝之学术，开三六行之纪元。诸凡三礼之作者纂人、成书年代，经文之辞例、句读、礼例、文字、训诂、声韵、典制、名物，汉学之文本、宋学之义理、注疏之异同，礼图之沿革、版本之校勘，无不潜研深考，每能发皇张大。其所以然者，岂不以礼学之重，关涉修齐治平之切者乎？

　　然西风东渐，概论通史因之兴起百有余年，诸凡专史通论无虑成百上千，至今方兴未艾，却竟无一种三礼通史。夷究厥因，盖以兹事体大，斯学犹难也。然较以礼学之重与修齐治平之切者，岂可任之以缺而不以爲憾者乎？昔刘善泽着《三礼注汉制疏证》、钱小云着《三礼通论》，虽兼论三礼，犹未成“史”。予以世纪之交访台，适逢《宋代三礼学研究》出，亟购以读。嗣见《清初三礼学》，近年又获睹《二十世纪中国三礼学史》，虽亟可欣忭，然皆断代，不无憾焉。

　　予友丁鼎教授，莱西奇士也，立身怀涅而不缁之行，治学下坚韧笃实之功，深研古礼，融会365封号提现了没到账_365黑道老大免费观看第一季在线_日博365哪个是真的。岁在己丑，其《三礼通史》获国家哲社基金立项，予受邀参与开题，深感其发愿之弘，立志之坚，爲学术欣，更爲礼学幸。嗣後邀约俊髦邓声国、郭善兵、潘斌、张帅、马金亮……诸君。蒐讨古今，披览典献，通力协作，各擅其长。列目几近八百，行文踰越百万。虽曰统叙历代三礼学之概况，而诸凡礼书之起源，礼学之发生，礼义之辨证，礼节之隆杀，礼仪之繁简，礼説之异同，礼文之分疏，礼例之概括，可谓无所不包。信是一编在手，二千年之礼学递嬗盛衰历历可数矣。予於礼书之文字声韵训诂，秦汉经师礼学文本之传授偶有思索，於文字艰涩、仪节綦繁之三礼学则未尝用功。猥承丁兄屡赐嘉命，三辞不获，星转斗移，运思含毫，犹迟迟未敢下笔，而兄之文稿又复三易矣。

　　今以梓行在即，谨掇拾古来礼家论礼嘉言，缉缀成篇，聊当喤引。既求教於丁兄及执笔诸君，亦祈世之博雅卓识、敏鋭果敢者阐幽扶微，光大礼学，是岂区区礼学之幸，亦民族国家之幸也！

　　二○一九年五月草於台湾中大寓所

　　八月一日定稿於上海榆枋斋

评介

孙家洲

　　“礼”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教育家、思想家孔子所创立的儒家思想体系的核心价值观念，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周礼》《仪礼》《礼记》三部儒家经典是中国古代“礼”文化的主要载体。以《周礼》《仪礼》《礼记》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三礼”之学，是中国传统礼文化的理论形态，是中国传统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我国汉代以降的古代社会中，“三礼”学曾长期处于显学的地位。上个世纪初叶之后，随着帝制的崩溃、社会的转型、文化范式的变迁，作为传统经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三礼”之学逐渐式微，少人问津。直到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随着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的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三礼学”逐步进入复苏、复兴和繁荣的新时期。新近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国家出版基金项目、由当代礼学专家丁鼎教授主持编纂的《三礼学通史》就可谓“三礼学”复兴的标志性成果。本书对我国两千多年的“三礼”学术史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考察和探讨，不仅对于了解和把握“三礼”学术史有着很高的学术价值，而且对于深入认识三礼学在中国政治史、思想史和学术史上的历史地位以及三礼学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的历史和文化价值都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综观全书，感觉本书值得称道的特色及创新之处有如下数端：

　　（一）本书是学术史上第一部有关“三礼学”的通史性的学术史研究专着，具有填补空白的创新性价值。虽然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文化事业的繁荣，“三礼学”也逐步进入复苏和复兴局面，但相对说来，当代学术界对“三礼学术史”的研究还比较薄弱。与《诗经》《尚书》《周易》《春秋》及其他儒家经典的学术史研究相比，有关“三礼学术史”的研究无论在深度还是在广度方面都有很大差距。近几十年来，儒家经典中的《诗经》《尚书》《周易》《春秋》和《论语》《孟子》《孝经》《尔雅》等都有了专门的学术史方面的通史着作，而关于“三礼学术史”的研究迄今只见到吴万居《宋代三礼学研究》（台北，“国立”编译馆1999年）、林存阳《清初三礼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潘斌《宋代〈礼记〉学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年）、潘斌《二十世纪中国三礼学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和刘丰《北宋礼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等数部断代三礼学术史研究专着，而尚无一部有关“三礼学术史”的通史专着。这与“三礼”在我国古代社会和学术史上的重要地位和发生过的重要影响是很不相称的。有鉴于此，丁鼎教授联络组织海峡两岸8位礼学专家，经过十余年的努力，终于编纂出这部一百余万字的通贯古今的《三礼学通史》，并作为国家出版基金项目由人民出版社于2020年12月出版问世。本书的编纂出版无疑是我国“三礼”学术史上空前的盛举。

　　（二）本书在纵、横两方面都体现了“通”的特色。从纵向来看，本书贯通古今，对中国“三礼学”从先秦至当代（2016）的学术发展史进行了一次较全面、系统的梳理和总结。不仅对各个历史时期有代表性的“三礼学”着作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考察和阐发，同时还探讨了不同时期的“三礼学”与思想观念、政治制度之间的相互影响，揭示了“三礼学”在中国历史上发展演变的基本规律。从横向来看，本书视野开阔，对历史上国家分裂时期不同政区的“三礼学”都能统筹兼顾，比如对三国时期的魏、蜀、吴和后来的南、北朝的“三礼学”都设置专门章节分别加以考察和论述。再比如对我国当代“三礼学”的研究，分别设置专章对中国大陆地区和台湾地区的“三礼学”进行考察和研究。

　　（三）在研究方法上，本书将“三礼学术史”置于历代社会文化和思想文化史的大背景下，综合运用社会学、历史学和文献学、文字学、训诂学等领域的研究成果，对“三礼学术史”进行了全面、深入、系统的挖掘、清理和总结，不仅分析论述了各个朝代代表性礼学家的治学特点和学术成就，而且还对他们的学术着述进行了细致的考察和探讨。同时，还考察、探讨了不同时代“三礼学”与社会思潮、政治制度之间的相互影响，揭示了“三礼学”在中国历史上发展演变的基本规律。本书既有对历代“三礼”学家之时代文化背景的探讨，又有对历代“三礼”学文献的诠释内容、诠释方法及学术影响之辨析归纳，在传统经学考证之基础上有很大的突破。

　　（四）本书《绪论》对与“三礼学”相关涉的许多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提出许多创新性见解，胜义叠出。作者在《绪论》中不仅对“三礼学”的发展源流进行了提纲挈领式的考察和概述，而且对“礼”的内涵和基本精神进行了自成一家的分析和论述。提出并申论了一些创新性命题：儒家六经的核心思想就是“礼”；“礼”既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中国传统文化就是一种“礼”的文化范式；等等。作者指出：“既然可以论定孔子的思想体系的核心是‘礼’，而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或主体，那么就可以说“礼”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历史上，汉儒所总结概括的‘三纲五常’，魏晋玄学所探讨的‘名教’，以及宋明理学中形上化的‘天理’，其实都是‘礼’这一范畴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表现形态，或者说是不同历史时期的儒家学者对‘礼’的不同认识和不同的命名。”这些见解大都能够发前人所未发，或发前人虽发而未尽之意。虽然这些观点尚未成为当代学术界的共识，学界对此或许会有不同认识，但笔者认为这些命题和论述揭示了“礼”的内涵和“礼”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可谓持之有据，言之成理，成一家之言。

　　当然，金无足赤，本书也并非尽善尽美，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或曰有待改进之处。比如本书虽然设专章对当代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的三礼学进行了考察和论述，但却将香港和澳门地区的“三礼学”付之阙如。这不能不说是一点缺憾。因为香港和澳门地区的“三礼学”研究的总体水平，与大陆和台湾地区相比确有不足，但也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礼学专家和礼学着述。据我所知，香港的郭伟川、单周尧、许子滨等先生在三礼学研究领域都颇有建树。如能将港澳地区这些“三礼”学者及其礼学着述着录于本书之中，当使本书更加完善齐备。另外，可能出于成于众手的原因，本书各章在写作体例上不尽统一，如本书第二章《三国两晋时期的三礼学》的某些部分引用参考文献过多，有点类似考证性研究论文的写法，与其他章节的行文方式有所不同。如此行文，虽然显得严谨，但感觉有点繁琐。

　　当然，指出上述问题难免有求全责备之嫌。从总体上说，本书是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很高学术水平的礼学学术史研究专着。本书对“三礼”学术史钩稽和探索可谓有考有论，源流清楚，做到了宏观微观并重、考据义理兼善，确实是一部成功的学术史专着。它的出版不仅对传统礼学的现代阐释具有开拓性的学术价值，而且对于我国古代社会史和思想史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该书不仅可以作为一般读者深入研习“三礼学”、准确理解儒家礼乐文化的津梁，而且对于我们树立民族文化自信、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具有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

　　来源：《中国史研究动态》202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