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观念里知识分子的四个维度

　　知识分子指的就是中国的“读书人”，这种人不在具体的工具层面想问题，而是在原则与理论层面上想问题。

　　北宋理学家张载曾说过四句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四句，可以说是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期许，同时也是中国知识分子应有的四个方向或维度。

　　第一，“为天地立心”，也就是解释自然现象和宇宙意义，包括生命的意义、古往今来的意义等。广大空间为「宇」，无时无往为「宙」，要人去解释宇宙，这属于理念的维度。所以，这一类型的知识分子是理念上的哲学家。

　　第二，“为生民立命”者，属于实践的维度。我把它扭曲解释成为一般人寻求他们生命的存在。这一类型的知识分子，是把理念付诸实践的执行者，也许是官员，也许是社会领袖。

　　第三，“为往圣继绝学”，也属于实践的维度。他们想办法扩大并传承所学，总盼望后来的人能学得比自己更好。每一个教书的人，都希望自己学生学得比自己更好，就属于这一类型。

　　第四，“为万世开太平”，属于理念的维度。我扭曲解释说，这类型知识分子能提出一个理想境界──理想的社会、理想的生活或理想的人生态度，盼大家往那个方向走，并且用这些理想来针砭、批判、矫正眼前所见不合理的地方。

　　假如没有长远的理想目标，我们永远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做得很好，也许就糊糊涂涂过了下去。当有一个理想境界悬在那里时，我们才知道距离理想境界还有多远。

　　这个类型的知识分子，可以是革命者，想把现有的秩序推翻，朝理想方向走去；也可以是改革者，认为现在不符合理想，定个方向一步步改好它。这些人无论做得好坏，其主要动力是把人类推向更好的境界去。

　　努力寻求、实现这四个维度，是知识分子自我期许的常态。有人努力于哲学的思考；有人努力做“良吏”；有人努力做“良师”；也有人想建设大同世界、桃花源。几千年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基本上是在这几个维度里努力着。

　　中国古代读书人的思想体系

　　凡是时势比较好的时候，例如开国之初，有些知识分子会努力于全盘性讨论，会投入解释新秩序，如董仲舒一类人物，即有着理想志业的第一个类型的知识分子。另一方面，凡是碰到困难或挑战时，抗议的第四个类型的知识分子出现最多，如东汉党锢和明朝的“东林党人”。

　　一般读书人陶醉在科举制度下，只想过自己的生活，却有另一批人悬着儒家的理想针砭当世，起来抗议政治败坏，百死不辞。

　　当其他文化系统进入中国时，中国也会提出一些新想法作响应。汉末到南朝，佛教进入中国，挑战了中国的文化系统，读书人发现：中国习惯的王朝制度有说不通的地方；董仲舒那套，也有许多问题，不能自圆其说。

　　于是，大家不断进行讨论：灵魂是灭还是不灭？精神是存在还是不存在？一个出家人既然已经出家了，是不是要向俗世君王敬礼？俗世君王可不可以统治不属于统治范围的出家人？这种情形，就是当一个已经固定了的大系统，碰到外面的挑战时，许多读书人会投入其中，参加辩论，去做这一非做不可的事情。

　　又如，唐朝初年，贞观、武则天时代到开元，政治清明，对外接触也非常多，老百姓过得不错，正如杜甫的咏叹，说人民富足，远游不必带粮食，也没有安全问题。但是“渔阳颦鼓动地来”，霓裳羽衣就必须停下了，从此唐朝一落千丈。

　　等到唐朝稍微安定下来，韩愈就开始讨论人生还有没有更重要的事？政治之外究竟有没有更高的境界？这一波讨论，一直延长到南宋。唐宋的学者，建构了一个伟大的思想体系，即后来中国的理学。

　　南宋朱熹和明代王阳明，又把韩愈的系统加以精密重组，其中王阳明将中国思想体系重组成为一个精密的唯心论。由董仲舒到王阳明，可看出许多中国的知识分子在理念的维度中不断努力。

　　上一代人是相当了不起的

　　在文官系统中做事，有没有好的人？历史上确实是有不少人宁可丢官，也要为老百姓做事。有很多读书人为官，成了“劳臣”，一辈子辛辛苦苦，只为完成任务。远的不说，就以我家迁到无锡去的祖先为例：他做了一辈子苦官，哪里有水灾、旱灾，就被派到哪里去。

　　他以七十二岁高龄，在三伏天的淮河流域，踩在水里督导修堤，回到岸上还要放粮赈救灾民。他从二十五岁到七十二岁，辛辛苦苦一直工作到死前一个月。他官不算大，但一辈子做了他该做的事，到死不过得到“国之劳臣”四个字。

　　此外，历史上冒死谏诤的谏官也很多。劳臣、苦官、谏官，都是文官系统中“为生民立命”的人。至于教书的，那就更多了，很多三家村学究教出了无数的好学者，许多平凡的私塾老师教出第一等视野的人物。曾国藩的老师，没什么名气，就属这一类人物。

　　到了清代后期，中国面临更为庞大的西方挑战。知识分子也产生了不同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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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康有为的托古改制，并不是要回到古代，而是对现实激烈的响应。他的《大同书》世界，其实有相当的革命性。

　　第二，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要调和里外。

　　第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其政治理论综合了中西特色。我自己从未上过《三民主义》课，当我进大学时，政府曾经下令大学不必读《三民主义》。长久以来，我们把《三民主义》当成官学太久，有点看不太起它。

　　现在回头想想，其实《三民主义》有些颇不错的观念，基本上比康有为与张之洞的观念要好，尤其是有考试、监察两权的“五权制衡”。中国的文官制度，以管理系统论，相当了不起。

　　这一代人既不了解中国，也不了解西方

　　等到五四以后，全盘西化的知识分子得到胜利。五四人物和一些左派人物，基本上都是要把西方的一套系统全盘端进来。

　　实际上，这两批人物都是“Intelligentsia”，不是“Intellectuals”。所谓“Intellectuals”是指那些在本社会、本系统之内，或做解释工作，或悬挂理想，或做良师、良吏的知识分子；而Intelligentsia只是知识分子中的某一些人，他们意图将另一个文化整盘端进来，从那个花盆移植到这个花盆，从那一土壤移植到这一土壤。

　　Intelligentsia原本指当年东欧学习法国的先锋人马，例如：波兰曾有一批人要全盘学习法国；彼得大帝以后，有一大批Intelligentsia出现，一如俄国小说《罗亭》（Rudin）中所描述。

　　这些Intelligentsia，用心真诚，希望转眼就改革功成，但他们通常面临的情况是外来事务与本地土壤不适合，端进来的东西要不是削足适履，就是必须改变土壤，而不会去改植物。改植物，是橘移淮为枳；改土壤，就是彻底把土壤改过来，有人就如此做过，结果失败了。

　　那么，如何从Intelligentsia转变成新的知识分子（Intellectuals），是我们今天面对的严重课题。

　　从全盘接受西方文化到今天，中国知识分子的四个维度，基本上都有了相当大的缺失。严格说来，我和在座的每一位，或多或少都是Intelligentsia。

　　一百年下来，我们还处于移植阶段，没有真正主动悬出一个理想境界，整理出一套涵盖中西与人类的大系统。我们在做良吏的时候，没有想想搬进来的法律与自己的社会之间是否脱钩。

　　最近大家在报纸上、电视上看到种种官司，就会发现一般人的常识判断与法律条文之间，以及当为与不当为之间，常常不符合。

　　有几位我非常钦佩的老师，不欣赏中国戏曲（例如京剧、昆曲），也不愿读中国小说。比如，胡适之先生热心改造，却没有认真地推敲中国文化资源何在？他似乎并不了解中国小说，也把小说定义得太窄了。虽然我对胡先生以及老师辈们心存感激，但为学术良心，还是必须把问题指出来。

　　那我们这一代，对西方文化资源有没有更深入的理解？似乎也没有。很多跟我同辈的学者，包括我在内，对西方文化资源都没有足够的认识，也没有认真去思考过。太多西方文化的拥护者与批判者，其实都不十分理解西方文明的来龙去脉；太多介绍西方学派和理论的人，其实没有理解这些不同学派间的渊源与分合转变。

　　以教书而言，我们都在介绍一鳞一爪，并没有追踪到基督教、希腊、罗马，更不用说埃及、两河与日耳曼传统。

　　我们也没仔细推敲「后现代」何以是「后现代」？它有多少来源？有没有想到「解构」到底解的是什么样的「构」？「解构」的动机在哪里？

　　如果对中国与西方文化资源这两个课题上，我们没有做过真正认真的思考与整理，那表示我们还没有转化成为新的知识分子。

　　今日世界，只有专家，没有知识分子

　　除此之外，更大的难题是，我们面临的今日世界，只有专家没有知识分子。

　　以美国的学术界与同时代的欧洲学术界相比，美国学术界缺少知识分子。美国的知识分子在作家、记者与文化人之中，不在堂堂学府之内。

　　学府里只见专业教师、专业研究者，他们只问小课题，不问大问题，也很少有人批判、针砭当代，更悬不出一个未来该有的境界。他们只看见保守与自由的对抗，却不再提问“自由”该如何从新界定？

　　一个医生在他专业的领域里，可以不自觉地做个好人与好医生，却没有自觉地去追问什么是“专业伦理”？经济学家的设想，是为了全民的均富，还是只为让富人更富？法律专家的思考，是为了保护全民的财产，还是只为保护富人的财产？

　　今天一个个科学实验室，已成为一个个小的创收基地，人们只从创收着想。在台湾，我们有没有把“专业伦理”纳入国科会的评审条件内？国科会的问卷会问你“有没有专利权？”这对学人文的人而言，是啼笑皆非之事，因为问这个问题就是鼓励创收。

　　全球正经历巨大转变，知识已成为商品，也已成为权力的来源，掌握知识的人操纵市场。未来的世界，工具性的理性或许可以发展到极致，但其目的与意义却没有人问。未来的世界，颠覆文化的人很多，却没有文化的承载者。知识分子的志业在何方？

　　（本文节选自许倬云在台湾大学的演讲稿。许倬云，美国匹兹堡大学荣休教授、台湾“中研院”院士，以其学贯中西的素养享誉海内外学术界，被称为台湾历史学界的耆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