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是文学史上的着名人物，关于其诗文的研究也很多，本文主要讲陶渊明的内修与自得。

　　为己之学

　　南朝文学家萧统说：“夫自衒自媒者，士女之丑行；不忮不求者，明达之用心。”（《陶渊明集序》）陶渊明“不忮不求”，他不是一个“自衒自媒”之人。他回归田园、躬耕南亩，他喝酒弄琴、为诗为文，不是故作清高、做给别人看的，更没有博取功名的目的，无非只是为了内心的自足和愉悦。“常着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五柳先生传》，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以下同）“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杂诗》其五）这是陶渊明的自画像，涉及“人己之辨”的问题。

　　“人己之辨”出自《论语·宪问篇》：“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什么叫“为己”“为人”呢？何晏《集解》：“孔曰：‘为己，履而行之；为人，徒能言之。’”杨伯峻译注曰：“古代学者的目的在修养自己的学问道德，现代学者的目的却在装饰自己，给别人看。”（《论语译注》）源于先秦诸子的“人己之辨”对后世文士们的人生取向影响很大，对后世文学的价值取向更是有深远影响。人处天地之间，为什么需要文学呢？作为一个有品格、有境界、有担当的文人，为诗作文就不仅仅是为了功名利禄，而是有更高远的目标，或为提升个人道德境界，或为安顿个己心灵，或为探索天地之理，或为人间正义而呐喊，或为开万世太平而奋斗。可以说，古代的“人己之辨”有效提升了文人的人格境界和精神品格。

　　孔子认为，道德修养关键在于自己实践，而不是别人的评价。他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篇》）从这个意义来说，“修己”关键是“修德”，而“修德”的关键是“修心”。陶渊明的“修己”，体现在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之中，他把百姓的日常生活艺术化了。无论是起居劳作、吟诗弹琴，还是喝酒游玩，他讲究的都是自得之趣，闲在自然，自足自乐。

　　“衡门之下，有琴有书，载弹载咏，爰得我娱。岂无他好，乐是幽居，朝为灌园，夕偃蓬庐。”（《答庞参军》）虽是“衡门”“蓬庐”，却“有琴有书”，时时弹琴读书，虽是“幽居”，却身心娱乐。萧统说：“渊明不解音律，而蓄无弦琴一张，每酒适，辄抚琴以寄其意。”（《陶渊明传》）也就是说，陶渊明弹琴，属于“乱弹琴”，到了酒喝得差不多的时候，他也顾不得什么音律节奏了，只是抒情达意而已。“富贵非吾愿”，他最大的愿望是不“以心为形役”，向往“委心任去留”的人生境界。“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归园田居》）陶渊明把百姓的寻常生活过得富有诗情画意，从而成为魏晋风流的代表。他的人生是对世俗生活的超越，是艺术化的人生。“不以躬耕为耻，自不以仕进为荣矣！”（张潮等《曹陶谢三家诗·陶集》卷三）

　　陶渊明的家乡在庐山脚下，有山有水，闲暇时他会到附近的山水游玩。“春服既成，景物斯和。偶景独游，欣慨交心。”（《时运》）这情境有孔子向往的“浴乎沂，风乎舞雩”的山水之乐，不过孔子是和众人一起游乐，陶渊明则更强调“自乐”，更多的是精神上的自得其乐。“岂忘游心目。”（《赠羊长史》）游心游目，纵目赏心，重点还是在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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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渊明诗文，多用“自”字，这是他讲究“为己”“内修”的最好说明。如“自乐”“自足”“自安”“自娱”等，说明他非常重视自我身心的自由和满足。“傲然自足。”（《劝农》）“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饮酒二十首》序）“怡然自乐。”（《桃花源记》）萧统《陶渊明传》评其“任真自得”，颇为中的。何谓“自得”？这个词出自《孟子·离娄下》：“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朱熹注云：“自然而得之于己也。”清代章学诚说得好，自得“如饮食甘旨，衣服轻暖，衣且食之领受，各自知之，而难以告人。”（《文史通义·文理》）“自得”就是自然而得，自己而得，不是外在强加的，自己所得之趣之妙，往往无法与外人道。对于陶渊明的人生选择，也许当时人会觉得并不明智，他的田园生活很辛苦，但是他自己“自足”“自安”“自娱”。此中之真谛，只有陶渊明自己才能领悟得到。正所谓“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这就是陶渊明的自得。诗之美妙，贵有自得之趣。

　　“独祗修以自勤，岂三省之或废。”（《感士不遇赋》）“祗修”“三省”是中国文人为己之学的久远传统，陶渊明的内修与自得正是这一传统在西晋时期的绚丽绽放。陶渊明的“修己”也没有什么豪言壮语，他只是通过朴素自然的言说，就把内心超越的体悟表达出来了，“豪华落尽见真淳”（《论诗绝句三十首》），这样的语言、这样的内心最真切、最动人。

　　拙的智慧

　　陶渊明《归园田居》：“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守拙与适俗形成鲜明的对比，世俗之人讲究的是所谓处世之道，智巧钻营、人情练达。但中国自古以来还有另一种处世方式，即守拙，看起来似乎是傻傻的、笨笨的，但大巧若拙，“守拙”其实是人生大智慧。

　　老子云：“大巧若拙。”（《道德经》四十五）王弼注云：“大巧因自然以成器，不造为异端，故若拙也。”（《老子道德经注》）“人多伎巧，奇物滋生。”（《道德经》五十七章）王弼注：“民多智慧，则巧伪生；巧伪生，则邪事起。”（《老子道德经注》）“常德乃足，复归于朴。”（《道德经》二十八章）王弼注云：“朴，真也。”（《老子道德经注》）朴拙之人自然而为，不为物累，自然得道。王弼注云：“抱朴无为，不以物累其真，不以欲害其神，则物自宾而道自得也。”（《老子道德经注》）

　　我们知道，王弼是魏晋玄学的代表人物，身处其中的陶渊明也受到这一文化思潮的浸染。苏东坡曾列出陶渊明三首谈玄理的诗，分别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饮酒》其五）“啸傲东轩下，聊复得此生。”（《饮酒》其七）“客养千金躯，临化消其宝。”（《饮酒》其十一）明代都穆在此基础上又增加了6首，并且指出：“渊明盖真有得于道者，非常人能蹈其轨辙也。”（《南濠诗话》）这则诗话说明，前人已有人认识到陶渊明深受玄学思想影响，其中也包括我们这里所说的“守拙”思想。

　　陶渊明选择“谬会以取拙”态度，以应付令他厌恶的纷繁人事。“人皆尽获宜，拙生失其方。”（《杂诗》其八）陶渊明的“拙”，针对的是荣利滋生的贪婪和荒诞，权势隐藏的愚弄和残忍，机巧相伴的虚伪和狡诈。这不是消极，而是智慧。“宁固穷以济意，不委屈而累己。”“诚谬会以取拙，且欣然而归止。”（《感士不遇赋》）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在当时世人眼中，他是不明智的，但在陶渊明自己看来则是“欣然”“取拙”，因为不想委曲求全，违背自己的内心去做事，舍去的是如云烟的功名富贵，成就的却是完满人格和千载身后名。陶渊明的人生选择是发自内心的，自然真诚。陶渊明自己就说：“抱朴含真。”（《劝农》）朱熹说：“晋宋间人物，虽曰尚清高，然个个要官职，这边一面清谈，那边一面招权纳货。渊明却真个能不要，此其所以高于晋宋人也。”（《朱子语类》卷三十四）元代刘履评陶渊明也说其“适性保真”（《选诗补注》卷五）。陶渊明的“拙”，实在是一种人生的大智慧。

　　这种“守拙”的智慧渗透到中国文化的骨髓之中了。苏州有中国四大名园之一“拙政园”，光从园名就可知，园林的主人是深得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要义的。远离纷扰世界，退避尘氛，在完全属于自己的世界里，悠然自在地种花植草、赏画听琴、曲廊信步，也是一种人生境界。

　　野者，美也

　　在中国传统礼俗文化中，“野”往往被视为粗俗无礼，为君子所不齿。孔子曰：“文胜质则史，质胜文则野，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篇》）“野”即鲁莽无礼，为君子所不齿。然而在中国文学的观念中，“野”却经常被视为对规矩束缚的反抗和挣脱。久在世俗礼仪之中的士大夫们体会到的是“复得返自然”的感觉，体会到的是山花野草、田园村寨的野情野趣，体会到的是人性的本真和生命力的充盈。他们从中看到了人之本性、文之自然和美之本色。

　　“野”是人类原始阶段真实的生活场所和自然本性，作为一种童年记忆和诗性遗存，它恒久地保留在人类的思想基因当中，是人类心灵的故乡。回到“野”的状态，就是回到心灵的故乡，回到心灵安顿之所。维柯说：“世间事物都不会离开它们的自然本性而安定或长存下去。”在朴野的山水之中，躁动的心灵自然安定下来。陶渊明就是这一生命体验的典型：“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既归田园之后，“乃瞻衡宇，载欣载奔。僮仆欢迎，稚子候门。三径就荒，松菊犹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园日涉以成趣，门虽设而常关。策扶老以流憩，时矫首而遐观。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归去来兮辞》）描述的是一派恬淡安详闲适的田园生活图景，这也是千百年来农耕文明滋养下中国人的天然生活原样，身处其中，自由安适，生命得到最妥帖安顿。

　　陶渊明的一方田园可谓“野”性十足：“穷巷”“荆扉”（《归园田居》）“旧居”（《庚子岁五月中》）“柴门”（《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草庐”（《戊申岁六月中遇火》），怪不得有人称陶诗为“田家语”。（钟嵘《诗品》）但在陶渊明看来，这是一方放飞心灵的田园。

　　这一方田园，远离车马喧嚣和世俗纷争：“野外罕人事，穷巷寡轮鞅。”（《归园田居》）“少年罕人事”（《饮酒》）“人事”就是世俗之人之事，“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饮酒》第二十）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有许多俗人俗事不得不去面对，身心疲惫。回到田园，“无案牍之劳形。”（刘禹锡《陋室铭》）“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便觉得是个自由的人。”（朱自清《荷塘月色》）所以，这一方田园是他的心灵安顿之所，精神寄托之家园，所谓“田园日梦想，安得久离析。”（《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

　　这一方田园，有诗意的环境：“卉木繁荣，和风清穆。”（《劝农》）“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归园田居》）每一片风景都是一种心境，这云、鸟、木、泉，就像有意迎接陶渊明的回归，一下子鲜活生动起来，人与自然万物和谐相处。

　　这一方田园，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归园田居》）“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移居》）素心人，即心地淡泊之人。无任何心机的人在一起谈古论今，品诗论文，有时还可以一起喝点酒，这样的日子让陶渊明乐此不疲、从不生厌。

　　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说：“正如植物有‘野生’和‘园植’两大类一样，思维方式也可分为‘野性的’和‘文明的’两大类。”（《野性的思维》）我们认为，文学创作也可以分为两大类：野性的和文明的，或者说天生的和人工的。陶渊明的诗文就是生长在一方田园上的野花野草，自由生长，天然的芳香沁人心脾。

　　对陶渊明诗文的历史评价

　　其实，历史上对于陶渊明的评价有一个变化的过程。陶渊明的作品生前流传不广。之后，萧统编《陶渊明集》。南朝着名的文学理论家刘勰的《文心雕龙》，评价了六世纪以前几乎所有的代表性作家作品，但对陶渊明却只字不提。着名的诗评着作钟嵘《诗品》把陶诗列为“中品”。

　　从在世时无人关注，稍后也只列为中品，到后来被视为宇宙间第一等好诗。如何理解其中的巨大反差呢？

　　我们有必要回到“历史现场”，看看当时的文学思潮。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的文学审美观念要求文学言辞要漂亮。唐代以后，山水田园诗盛行，陶诗得到更多关注。宋元时期，人们崇尚质朴自然诗风，就特别推崇陶诗。如苏轼说：“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与苏辙书》）元好问：“一语天然万古新。”（《论诗绝句三十首》）推崇的就是陶诗质朴自然的诗风。

　　对于陶渊明的文章，萧统就有一段评论：其文章不群，词采精拔；跌荡昭章，独起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横素波而傍流，干青云而直上。语时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加以贞志不休，安道苦节，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病。自非大贤笃志，与道污隆，孰能如此乎！余爱嗜其文，不能释手。尚想其德，恨不同时。（《陶渊明集序》）“不群”“独起”“旷”“真”“贞志”“安道”等等词语，这既是陶渊明其文，也是陶渊明其人。陶渊明是在用自己的人生写文章。

　　清代思想家章学诚说：“君子固穷，枉尺直寻，羞同诡御，非争礼节，盖恐不能全其所自得耳。”（《文史通义·感遇》）陶渊明躬耕南亩，守拙乐道，在一片充满野性的田园中持守心灵的一方净土。他也不介意别人的评价，因为他的诗文是抒写自己的内心，是写给自己看的，在自娱自乐、超然物外中保持一颗完满自得的心。正是这种“自娱”“自得”的心态，历经岁月积淀，最终获评为第一等的好诗文。